1900年盛夏的一天，午时将近，太阳好像发了怒气似的，愤然地炙烤着大地万物。谭玉忠一个人正在野牛山上**着上身，手臂般粗的辫子盘在脖子上，汗流如雨在翻土砌墙。小铁锤如雨点般“当当当”地砸向石头，仿佛战场上的战士正和敌人在拼命。
“嘘----”远处忽然传来一声尖利的哨响，他知道，家里人又来通知他回家吃饭了。山里人为节省嗓门，用一小段竹子做成一个响哨，用来向远处的人传播信息，一两里开外的山头可以听到，这是人嗓所不及的。
“嘘---”他拿起石头上的竹哨子回了过去。这样就向对方表示我听到了。
约摸半小时后，谭玉忠还是没有动。他想把最后一个角落弄好，明天不用来了。这块地是他偷偷在野牛山深处开荒出来的，一亩多大，没人知道。家里要添丁了，租来的那几块地，产出有限，交完租和纳皇粮后，所剩无几了，每年开春，就要喝稀粥和啃红薯才能勉强度日。他不想坐看下一代跟着受饿，只好想出这个办法。
“大哥，快回家了，嫂子马上生了。肚子疼得要紧呢。”谭玉忠十五岁的小妹忽然出现在他三十米开外的地头。
“咱娘不是在家吗？叫**嘛，我一个男人难道会接生吗？”谭玉忠头也没抬，继续干他的活，回道。
“娘早上出去了，现在还没回来，不知道是不是去请接生婆了。看嫂子痛得惨叫的样子，我害怕。你赶紧先回去吧。”谭小妹有点着急。
兄妹俩回到家的时候，孩子已经平安出生了，正在房里“哇哇”直哭。
“祖宗显灵，我的第一个孙子是个带枪的。”谭玉忠他娘激动地说道。
刚刚升级当父亲的谭玉忠没显得有什么兴奋。他拿起笔在本子上记下：长子，生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一十五日午时。他的视力很微弱，但是凭着一点亮光，能看得见路。三年前他跟着同伴们上山打马蜂，晚上不小心踩到了一窝地龙蜂，成群的马蜂围着他一阵死蛰，脸肿得像一个气球一样，眼皮胀得像个成熟的水蜜桃，盖住了眼珠子，他们说用哺乳期妇女的乳汁滴到眼里，就可以治好，谭玉忠死活不肯，他说那太流氓了。后来，他留住了一条命，视力几乎只保留了二三成，说是半个瞎子一点不为过。
谭玉忠将他的长子起名为“金子”。足见长子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此后九年内，谭玉忠的老婆很争气，一口气给他生下六个儿子。他们很遗憾，膝下无女。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小金子长到了七岁，谭玉忠一直在犹豫要不要送长子上私塾，实在是因为家里经济太拮据了。七岁的小金子，已经有了四个弟弟。以后这五个娃长大了如果都要去上学，爹娘无论如何都承担不起。
小金子出生的永安村可乐屯，是广西西北部千万大山中的一个普通小山弄，但是又有点与众不同。在一片布满铁矿石的橘红色的斜坡上，有成片的枫树林，坡底有几张平整的地块，三五座粗糙的土墙茅草屋散落其中，便是民房，斜坡两边是高低坐落连成一排的青山，树木葱茏，西边的青山脚下有一口百年不干的泉水，便是这几户口农家的生命水源。这个小山弄，像一把有斜靠背的休闲椅子，坐北朝南，红土斜坡是靠背，两边的青山是扶手，**坐的地方是平整的民房区，野牛山在山弄的东北方向。老人说，从风水上来说，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这个山弄里只有姓谭四五户人家。
从可乐屯往南边，再往下走一里路左右，便是永安村的村府所在地——弄安屯。
小金子从小就比较聪慧，谭玉忠心想这孩子读书将来也许能考取功名，给祖上争点光。可怜的谭玉忠此时并不知道的，在中国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已经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了。社会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读书人此时处于很迷茫的状态，不知道读书是为了什么。读书，在谭玉忠看来，只有最朴素的理想——识字，不当文盲。
作为六兄弟中的老大，长兄为父，他很小就懂得了什么叫责任。爹娘在地里挥汗如雨，他便是家里的小顶梁柱，照顾弟弟们，分担家务。他孝敬父母，有一个红薯都想先留给爹娘吃。他很关爱他的五个弟弟，上山砍柴、放牛种地，总是冲在最前面，护佑着他们，重活自己抢先干，好吃先让给弟弟们。繁重的劳作并未磨灭他对知识的渴求。每当看到村里识字的长者阅读书信、讲解山外的故事，他的眼中总会闪烁出明亮的光彩。
看着祖祖辈辈们在这石头缝里刨食，累如牛马，还经常吃了上顿忧心下顿的，小金子的心里着实难过，可又无可奈何。
谭玉忠看出了长子的聪慧，于是决定节衣缩食，将他送进了弄安私塾。小金子深知这机会来之不易，学习极为勤奋。油灯如豆的夜晚，他经常一人挑灯夜读。书本，为他打开了通向山外世界的一扇窗，也让他的心中，埋下了超越田间地头的梦想种子。
上学第一天，私塾覃先生给他起了一个书名——谭**。
1911年，谭**在私塾里上了三年学，国文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巨大历史变化，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寿终正寝了。中华民国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然而在这个偏远的山弄里，似乎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农民还是继续租种地主的土地，地租还是一分不少要交。皇粮虽然暂时不用纳了，但是各种苛捐杂税依然要上交给乡村土豪。民生依然凋敝，贫民的日子十分艰难。
十一岁的谭**已经读完三年私塾，他主动跟爹娘提出回家跟爹娘种地，让大弟和二弟去上学。小小年纪的谭**开始跟着老爹下地干活，上山砍柴，学着做木工，用竹条编织各种农家用的竹筐、竹簸箕、竹席、竹笼等，赶集的日子拿到圩上卖钱，就地取材烧木炭卖钱。
谭**的几个弟弟，对读书并没有什么兴趣，去了几天私塾，就不去了。只有他最小的弟弟小华和他和一样，喜欢读书。他们早早就出去外面打短工，吃饱肚子最要紧，在那个地方那个时代，能吃饱饭算是上辈子造来的福了，读书是对他们来说是奢侈品。况且家里有六兄弟，如果都愿意去读书，爹娘也只能干瞪眼，给每个儿子找一条遮挡腚子的裤子都费劲。
1916年，这一年立秋后，天就几乎没下过雨，一场大旱持续了三个多月，路上尘土飞扬，一脚踩上去，脚面就被金黄色的面粉似的细腻灰尘淹没，地里的庄稼在收成前两个月早就是一片枯黄，山上的树木很多也是半黄半绿，很多山弄都断水了。看天吃饭的庄稼汉们，只能天天眼巴巴地望着老天，企求老天下点雨救命，哪怕是小雨灭灭灰尘都好。
谭**带着三个弟弟从野牛山挖地回来，一到家里，就看到村里的谭老登叔叔在他家里，和他们的父亲谭玉忠在说着什么事，一边说一边抹着眼泪：“这老天真是想要灭我们家呀，我们头季的余粮本来就不够吃了，开始吃树根了，村里的芭蕉芯都被我们家吃光了。可是这晚玉米连叶子都不让我们收回来，全死在地里了，只能一把火烧了，来年做肥料。这还不说，地主覃福满还要我们一粒不少地交地租。我去哪里找粮给他交租呀？我这身老骨头送给他，不知道他要不要？我儿子小柱子也真是命苦啊，他娘死得早，他又一身的病，重活干不了，家里只有我这一个劳动力，就算是风调雨顺也是没办法咯。呜呜......”
谭玉忠也只能摇头说：“是啊！老弟，这光景，谁家不难呀。好在我这几个娃仔这两年大了一点，可以去外面打零工，还能挣点钱买盐。如果这些地主们今年不宽容点，免租或减租，我们都得饿死。我家这里还有半袋一季的苞谷，你先拿去对付一阵子吧。我们总不能看着你活活地饿死。”
谭**看到这个惨状，坐在边上一言不发，他在脑子里思考着这些问题。为什么农民辛苦劳动一年下来连肚子都镇不饱？是他们干活不够用力吗？还是他们太懒？除了自己的亲人，谁会惦记着这些农民的死活呢？如果一个农民死了，地主的地只不过是换一家新的佃农继续种，地主一点损失都没有。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一直在脑子里想着这些问题。一直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