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升乡的山，从来不是看着远。
它就在那儿，横卧在冬日的阳光下，影子像老牛脊梁，冷冷地压住整个山坳。
临近腊月，年味还没登门，乡**里却已忙开了。县里下拨了一批春节慰问物资：米、油、棉被、电暖器。乡里分得不多，得先送到最困难的人手里。
“今年我们换个方式，不搞集中发放，自己去走一趟。”雷书记在会上说，“各村定名单，干部亲自送上门。”
话音刚落，办公室几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村里贫困户多，分布散，山路远且烂，真下去一趟，来回就是一天。
高远却举了手：“雷书记，我想去卡子寨。”
会议室里静了一秒。
有人低声提醒：“那地方最远，来回至少三十里山路。”
“我去。”高远重复一遍，语气平稳。
雷书记看了他一眼，笑着点头：“好，那就让小高带队。”
第二天清晨，天刚亮，乡里的三轮车就拉着慰问物资到了大门口。高远和老文书老邓、民政干事马兰三个，分头清点装包，一袋袋大米、一桶桶菜油，再配上对联和慰问卡。
去卡子寨要翻两道山，车子开不进去，只能步行。
高远主动背上最重的那袋米，六十斤，肩膀一沉，他咬咬牙没吭声。老邓在后面笑道：“年轻人嘛，有劲。”
山路蜿蜒，时断时续。走到半山时，天已正午，太阳照不透山雾，风从林缝穿过，吹得人鼻头发酸。
他们走了两个小时才见到第一户人家——木头垒起的吊脚楼，屋门开着，屋里坐着一位白发老奶奶，正在炉灶边炒包谷花（包谷花是黔州方言，就是爆米花的意思）。
看到他们背着东西进门，老人愣了一下，随后颤巍巍站起身。
“是**来的哇？”
高远笑着点头：“我们是东升乡的，来给您送年货。”
老奶奶站在门槛上，两只浑浊的眼睛盯着高远手里那袋米，忽然红了眼圈，声音哑哑的：“多少年……没人来了。”
她双手接过慰问卡，看了许久，像捧着年画，又像捧着一张从未收到过的信。
那一刻，谁都没说话。
老邓把油摆好，马兰帮她把被子抖开晾着。高远则蹲下身，把老人屋后的柴火棚清理了一遍，还检查了厨房灶台是否通烟。
“婶儿，您家饮水还方便不？上次村里说要给你接水管了。”
“唉唉唉，方便，早接了！”老人脸上终于露出一点笑，“你们真是好人。”
临走前，老人把几颗山核桃硬塞给高远，“没啥好东西，你拿着吃。”
他推辞不过，轻轻收下。
他们接着走了五户，大多是留守老人和困难户。有个独居的瘸腿老汉连裤子都穿不上，听说是乡干部来了，匆忙从炕上拽了件棉袄，披着就爬到门口。
“我还以为又是要收账的。”他嘴上说着，眼里却湿了。
山里人不会说话，却把感情写在脸上。
走到最后一户时，天色已暗，风夹着寒气吹得山顶松枝作响。村口的小路已被雨水冲出一道深沟，几人蹚过去时，高远一脚踩滑，整个人扑倒在泥里。
膝盖狠狠磕在石头上，他脸都白了。
马兰吓了一跳：“小高，你没事吧？”
他咬着牙站起来：“没事，走完这家就回。”
老邓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只默默把那桶油接过来自己提着。
最后一家，是位年近九旬的老太太，听力不太好。高远一进屋就跪在火塘边，用手语和她比划半天，才让她明白是**送来过年的。
老太太把米抱在怀里，抬起头，牙齿几乎掉光了，却笑得像个孩子：“谢谢……谢谢国家，谢谢小娃。”
下山时，天已黑。路更滑，高远一瘸一拐，肩头、膝盖都湿透了。
快到山脚时，他没忍住，轻轻倒吸一口凉气。
老邓忽然停下脚步，说：“小高，今天你干得不错。”
“这都是我该做的。”他挤出一个笑。
“不是每个人都能背着六十斤米走这么远山路，还能摔了继续走完任务。”老邓顿了顿，“你这股劲儿，我服。”
晚上九点，他们回到乡**。高远坚持把每户情况整理成笔记，写了八百字的走访小结，逐户列出急需改善的问题。
第二天早上，这份手写报告摆在雷书记桌上。
雷书记看完，没说什么，只是用笔在“高远”名字下画了个圈。
晚上，雷书记找副书记吴爱民私下聊天时，说了一句：
“小高这娃，扛事儿。能下山，也能上楼。得慢慢栽培。”
那几天，乡**里人看高远的眼神变了。
原来只是“那个愿意加班的大学生”，如今成了“干事不惜命的小高”。
连门卫老刘都多给他打了一勺饭：“小高啊，你来咱们黔州是真干了实事啊。”
高远夜里照例写日记，字迹比往日更沉稳：
“米和油是物资，但更是信号。走进寨子，是把温暖送进屋，也让他们看见我不是路过的。我留下来，是为了这些眼泪能化作信任，而信任，是我真正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