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孩子第三次发烧到39度，而婆婆的导尿管又堵了的那个深夜，被陈凯推醒的。
他半睁着眼，语气里带着一种近乎解脱的疲惫：“要不，你还是辞职吧。”
客厅里传来公公含混不清的痛苦吟声，那是脑梗后遗症留下的永久伴奏。
小女儿在卧室里哼唧，额头上的退热贴已经被汗水浸得发皱。
我盯着天花板上摇摇欲坠的吊灯，突然想起三年前入职时，领导笑着说“李静啊，你是咱们部门最有潜力的”。
“我工资比你高一千二，”陈凯翻了个身，声音闷在枕头里，“我赚钱养家，你把家里顾好，不是应该的吗？”
“应该的”三个字像针，扎进我熬夜熬得发疼的太阳穴里。
那时我还没意识到，有些“应该”一旦接了，就会变成套在脖子上的绳，越收越紧。
辞职手续办得很快，同事们惋惜的眼神像一层薄雾，散得比我想象中快。
回家那天，陈凯买了束康乃馨，说“辛苦你了”。
他接过我手里的纸箱，顺手递给我一块抹布：“妈说厨房瓷砖该擦了，你看这油点子。”
最初的日子确实像首温情的短诗。
陈凯下班会带点菜，周末偶尔帮我给公婆翻身。
我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地板亮得能照见人影，公婆的床铺永远没有异味，孩子们的小书包里每天都有削好的铅笔。
我甚至偷偷攒下买菜省出的零钱，给陈凯买了条他念叨了很久的皮带。
转折点出现在大女儿上幼儿园那年。
陈凯升职了，工资卡上的数字多了个零，他回家的时间却越来越晚。
第一次争吵是因为电费单。他拿着单子皱眉：“怎么这么多？你整天在家开空调？”
我指着墙上的温度计——38度，两个孩子挤在小房间里睡，婆婆因为褥疮需要保持室温。
话没说完，他已经摔门进了书房：“我赚钱容易吗？你当家里钱是大风刮来的？”
从那天起，“生活费”成了我们之间最锋利的词。
他从最初的五千，降到四千，再到三千。
每次给钱都像在施舍，要一件件数我买了什么，质问我为什么给孩子买进口奶粉，为什么给公婆买贵的纸尿裤。
“超市打折的不也能用？”他把三千块拍在桌上，硬币滚到我脚边，“你又不上班，哪知道赚钱的苦。”
我开始数着硬币过日子。
买菜要等傍晚的折扣，孩子们的衣服捡邻居家大的穿，自己的护肤品从保湿霜换成了凡士林。
有次同学聚会，我翻遍衣柜找不到一件没沾油渍的衬衫，最终还是没去。
镜子里的女人眼角有了细纹，头发随便挽在脑后，围裙永远系在身上，像第二层皮肤。
公婆的态度变得微妙起来。
以前还会念叨“静静不容易”，后来变成了“凯子一个人养一大家子，压力多大”。
公公清醒的时候会瞪我，含混地说“吃……白饭”；
婆婆更直接，我给她擦身时，她会突然甩开我的手：“动作轻点！这衣服是凯子刚给我买的，贵着呢！”
最让我心冷的是孩子。
大女儿学着奶奶的语气说：“妈妈，你怎么不去上班呀？乐乐的妈妈是老师。”
小儿子更过分，有次我蹲下来给他系鞋带，他突然推开我：“你手好脏！爸爸说你没用，只会在家花钱。”
那天晚上，我把自己锁在卫生间，看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女人，眼泪无声地砸在布满裂口的洗手池上。
围裙上的油渍洗不掉了，就像我心里的委屈，越积越厚。
